陈先生认为社会问题应该通过行政主渠道解决，而不应该更多借力博客与网络，这当然是人们乐见的，但博客它只是网络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如同电话、写信投诉、反映问题一样，只是众多的渠道之一，通过这次博客报道的娄烦事件被中央高层批转并获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可以看到博客因其反应快、反映的问题全面、影响大而更容易获得政府与社会关注与重视，这也是世界各国政要们纷纷建立博客的重要原因。

    博客向社会公开问题，与高层微服私访截然不同，高层私访看到的非常有限，而海量的博客展示给社会的，则全面而具体，政府有关部门只要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具备一种除伪存真的眼力，就能对网络博客提供的信息有效利用，所以娄烦事件的博客不是特例，而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渠道，使各级领导更多地倾听网络声音，并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如果通过瞒报虚报地方信息，招致的则可能是更大的打击，以前民间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通过无数网民博客，正在得到充分印证。

    博客与网络是现代文明赐予公民的文化权力，由于政治博客的公共性，所以博客也正在成为公共权力的维护权与体察者，我们不能任意夸大其负面作用而故作冷静，我们要做的是去做分析调研，世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而政治博客出现的问题又出在哪里，我们政府又应该如何直面博客文化带来的影响力甚至是冲击力。

    政治博客时代已经来临，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像政治博客这样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公共权益，博客文化如同一片海洋，我们可以利用它、发展它，但不能无视它日益强大的文化形态。

吴祚来

附陈潭的《社论批评 》

　　10月14日，《新京报》就《北京日报》所刊发本人的《政治博客的“江湖效应”及其他》，专门发表社论《“政治博客”：值得重视的公民表达》，文章对中国草根和官员政治博客民意沟通的互动前景进行了乐观分析。但就笔者自己而言，其实还只能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

　　毫无疑问，18岁至35岁为主年龄段的博客作者往往是这样一个思想活跃、表达积极的群体。但是，“思维活跃”并不代表言论或意见的正确性。况且，年轻人的情绪张力与极端的心态更有可能导致信息的扭曲和失真。

　　博客所能实现的可能仅仅是大众参与的平等，能够部分体现草根的意愿。从表面上看，官员博客能使得政府官员更加贴近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但是，他被约束了的身份能否使他随时随地作出“真实表示”呢？同时，官员开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渠道的不通畅。如果我们的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能通过主渠道解决，而需要通过博客、网络或者其他非制度手段“曲线决策”，那么无异于当年皇帝在宫内不知天下事，只能依靠“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探究虚实、辨别真伪，这是不是体现了对老百姓主流表达某种程度的忽视呢？

　　毫无疑问，孙春龙的博客举报对于揭发山西娄烦事故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的存在意义是不可复制、不可标榜的。试想，如果仅仅依赖记者孙春龙博客而不是他所在的媒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孙春龙，如果没有人跟帖和讨论甚至向上反映，如果没有高层批示，事故处理的结局又会怎样？当然，有这样的博客总比没有要好，毕竟已经发挥作用了。

　　由此看来，政治博客的出现，还处于依赖网络技术进步的民意操练阶段，政治博客民意表达时代尚未来临。

　　□陈潭（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