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国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管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孩子，双亲有一个应该留在家里。

不久前，我在《东方早报》上和王建勋先生有一场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我之所以“参战”，缘起其实是他在《南方都市报》上讲的一段话：“(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服务’)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后来大家集中讨论福利国家的具体数据，这段话反而给忘了。在我看来，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理念”，目前还很少被中国社会所认识，值得深究。

王先生的话，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一百多年前，美国一个大老板就讥笑“无产阶级就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言下之意，在家养孩子是不劳而获，对社会没有贡献。

可惜，在后工业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正在迅速被突破。比如美国最近掀起了一股“主妇潮”，大量妇女辞职回家养孩子，回归“传统”主妇。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主妇并不是集中在“只会生孩子”的劳动阶层，而多是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甚高的中产阶层。用现代经济学概念看，这也是个非常理性的市场选择。有人甚至精确地计算出家庭主妇应该得的年薪。

计算的办法很简单：用美国政府的官方数字统计，把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务等工作量化，看看如果这些事情按市场价值雇别人来干的话应该是多少钱。结果是，家庭主妇的平均年薪应该为125900美元。而美国人的中等年薪，也就3万美元多些，中等家庭收入不足5万美元。那么，你愿意放弃一个12万美元的工作而领3万多美元的年薪吗？

这一点，老的市场经济观念是没有计算的，男性主导的文化根本也不承认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然而近几十年来，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妇女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不但被承认，对社会的价值也已经得到了比较公正的估价。一些统计研究显示：主妇家庭的孩子比起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来在学校表现要好，心理发育更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管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孩子，双亲有一个应该留在家里。我认识一个家庭，父亲是计算机工程师，母亲是儿科医生，有三个孩子。他们曾经同时请三个保姆，但最终觉得这样对孩子太不负责了，决定父亲辞职在家带孩子。结果当母亲的抱怨说：“我怀第三个孩子时在家对他(指父亲)进行了半年多的职业培训，但他才上岗半年，就已经招架不住了。”《波士顿环球报》还刊登过一位主妇母亲的来信：“我放弃了我的职业和年薪，拉扯三个孩子，并经常到孩子学校当志愿人员，为未来社会培养更为称职的公民和劳动力。我为什么不应该从社会领取酬劳呢？为什么不对呆在家里的母亲进行税收上的鼓励呢？”

看看数据，所谓福利国家养懒人、鼓励人们不干活回家生孩子的事情，多半是一知半解。事实上，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几个国家，是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从纯粹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上看，这些国家希望一部分人口回家养孩子，以“生产”社会最急需、最紧俏的“产品”：下一代的劳动力。为此，这些社会确实给妇女生儿育女提供了许多补贴。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人为了这些补贴回家生孩子。

我们从小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就知道“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种“扩大再生产”主要发生在工厂或公司里。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经济观念已经复杂多了。经济学不仅要分析工厂或公司里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还要研究家庭中的“扩大再生产”。比如，一味压低工人的工资，迫使夫妇两人都出来工作以维持家庭生计，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也要出来干活。这也许有利于工厂里“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增长，但破坏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过分繁忙的双职工无心照料孩子，过低的工资也使他们无法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结果是下一代的素质无法提高，不能胜任未来的产业升级，最终影响整体的经济竞争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发达社会对待那些在家里养孩子的人已经刮目相看，在社会经济政策上不断给她们优待。这是维持经济效率所必须。所以，中国在设计社会经济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低端制造业要升级，就必须避免“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前景，让我们的劳动大军不仅在工作岗位创造利润，还要在家庭中进行有效的“扩大再生产”。